王树人同志访谈录
李仲来
（2003年9月30日）
李仲来（简称李）：我今天来跟您聊一些您一生的一些经历，经验。请您先谈一谈小学和中学的情况。
王树人（简称王）：一个人的经历，跟他的思想变化和行为，跟社会家庭影响，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经历，可以说比较复杂一点，跟直接搞学问的不大一样，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比较杂。谈谈我个人的感想。我是1927年农历二月初二，就是龙抬头，阳历3月5号，生于大兴，大兴原来不属于北京市。我现在感觉，第一是很幸运，第二是很幸福。一个人，什么叫幸福，不是百万富翁，而是说必须经历过比较艰苦的过程。到现在，虽然吃的是温饱，但是也感到幸福。百万富翁也不一定感到幸福。为什么说幸运，我经历过两个世纪，经历过好几个时代：前清时代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尾巴时期，1928年奉军走了，在这之前，有阎锡山，吴佩孚等，但没有太记住。此后抗日战争，实际上我当了8年的亡国奴。完了以后，解放战争，到北京解放。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历次运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日子越过越好。现在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不在乎吃的什么，燕窝鱼翅，说实在的，吃不下去，但我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住也不发愁。而且，能活到今天，我感到很幸运。
我家在村子里算是首富，应该是地主阶级。农村的地主，真正从劳动积累成大地主，可能是很少，都是跟官僚联系起来，中国过去念书就是为了做官。我家是当官起家的，不是从劳动积累，剥削起来的，当然，做官也是剥削。说远一点，我的祖宗是驸马王英(编者注：王英是杨家将杨业之女杨八姐之夫杨延顺)，死在战场上，葬在大兴的衣冠塚，尸首没有了，老坟我没去过。是哪一代我说不清，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几句。
李：应该能查出来。
王：永定河泛滥，把坟都给冲了，在开始时还露着石人石马。老一辈人迷信，中午的时候，挑着水，放在石马的旁边睡觉。醒了以后，水就没了。这很自然，因为过去从井里挑水都是用木桶。你见过吗？
李：我见过，我们老家过去也是用木桶挑水。
王：木桶搁在沙包上，一中午就全都漏没了。到了我祖父这一代有哥俩，大祖父在贵州当过一任县官，没有儿子，我估计他会搂点钱；我祖父在清末以后，当过议员，拿过一些钱，家产就是他们俩挣出来的，有几百亩地，几所房子。我是在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我没有上过小学，上过私塾。在村里上过小学，但不是很正规。为什么不上小学，祖父有想法：他们给挣出家业，不愿意让子孙去上学，怕上学以后在外面学坏了，把家底全给花掉了。请了一个老先生教我们俩。有时在农村里上几天学，但是基本上5年都在家里，还有我的一个叔伯弟弟。现在叫家教。无论上农村小学，还是家教，对老先生有一条规定，不许打，不许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整天念私塾，背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四书五经，但是很少给你讲，非常讨厌地背，因此就胡弄老先生。老先生有点耳背，又不许打，念私塾就要打。念完了以后，要通背一遍，学而时习之，……，背到底。中间随便抽一句，你接着就得背。他聋啊，我们就瞎胡弄他，他心里也明白，他也胡弄我们，胡弄家长。有一次，我的叔伯弟弟背不下来，老先生“啪”地一拍桌子，我祖父在东书房外面听见了，我们一个东书房，一个西书房，他马上就进去骂老先生。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不许我们接触村里的孩子一块玩。
李：您是否偷偷出来玩？
王：当然，在晚上也偷偷出来玩一会儿，赶紧回来。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的一个堂哥，在黄村农业中学上学，放假回来以后，在家里做家庭作业，其中有一个鸡兔同笼题目不会做。说实在的，我也没有什么数学基础，但是不知怎么一下灵机一动就解出来了。他们俩说，干脆，你去上学吧。堂哥说，祖父也70多岁了。我的两个哥哥跟学校一说，补考了一下，作文总会写几个字，数学也会解几个题，这样一来，就以同等学力考上河北省立黄村农业职业学校。这已是日本时期了。
李：这相当于初中毕业之后上的？
王：我也不大清楚。当然与其他上过小学的知识面不一样。我一直到大学，中国地理不了解，因为在日本时期是奴化教育，上学没有历史课和地理课，只学专业课。比如说有园艺学、作物学、土壤学、英语，特别是日语，理化也让学。我在中学是上园艺科，是学蔬菜、果树、花卉，一年学一科。当时报纸登国民党在重庆的小条消息：渝政府如何如何，皇军打败了……。但对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很清楚。显而易见，对日本是非常狠，对报上登的渝政府的小条消息非常感兴趣，渝政府在哪儿？好像渝政府离我们很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思想，觉得我们的国家不大行，不知道前途在哪？对日本的统治非常愤狠，因此，对日文，一礼拜4节课，非常反感，是既反抗又压抑的情绪。
李：您在这个学校上3年？
王：3年。我再回过头来说。我为什么说很幸运，我出生的时候，军阀混战，土匪很多。在村子里头，不是土匪来抢劫，就是军阀的部队过来抢。他们一过来，当地有点钱的人就赶紧跑，怕被绑架或怎么着。生下我3天，因为逃难，我母亲就把我给了一位老太太，她就逃出去了，因为青年妇女都很怕这种情形。那时说，贼过如篦，兵过如洗。军队过来，就是抢你。贼是悄悄地偷，军队抢就是公开的了，有什么拿什么，就跟拿水洗了一遍。在老太太家，我就断奶了。老太太拿玉米面用箩子筛下细的玉米面，然后蒸，烘干以后喂我长大。从小，我就营养不良，身体一直不好。如果生下3天就各处逃跑，包括日本来了以后就跑到庄稼地，有可能就死了。我说幸运就在于此。
我上农业中学时，是日本时期。那时上学，不愿在家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逃避兵荒马乱，从13岁出来，基本上就不回家。有一次暑假我回家，第2天我就要走，到黄村上学。正好夜里下雨，听见枪响，家里就知道土匪来抢劫，当时父亲就把我藏到后院一个柴火堆里，他跳到一个扇车里蹲在里面，母亲藏在门后面，没有灯光。土匪上到房顶上下来后，把明面上的东西抢走了。那次是专门绑票绑我，然后要钱。如果你不给钱，今天割下一个耳朵，明天割掉一只手。那次，他们往院子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正好落在下水道的池子里头，没有爆炸，要炸的话，我就完蛋了。我的命是捡来的。我对我的家是非常厌恶，因为我祖父死了以后，家中连续几个人都死掉了，祖父、祖母、大祖父、大祖母，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和嫂子，我两个叔叔，一个婶子，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嫂子，十几个人，每年死一个。在农村，又是一个大户，办丧事得花好多钱，别的人都不在，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他只是吃饭睡觉，不管什么事，家庭逐渐败落。地是沙包地，又雇好多人，每年亏空，只能卖地。今年卖几亩，明年卖几亩，好地基本上都卖没了，是坐吃山空状况。当时，我对这个家庭不抱任何希望，非常不满意，很想自己出去，别管干些什么，脱离这个家庭。当时是日本统治，对国家的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听不到什么时候把日本鬼子打跑，但是又不服气，觉得不知如何是好。
李：您念完黄村农业职业学校后，能上大学吗？
王：念完那个学校之后，日本规定，不许再升学，必须服务。当时，我们有几个同学考高中，只能是同等学力，不能拿毕业学校的文凭去考。我们3个人一块考了北京的私立大中中学，后来转到大同中学。3年职业学校，3年普通高中，日本统治时期，也是相当苦的，到后来，白面都吃不上，一个月给你一次白面吃，其余就是吃玉米面。能够吃上好的玉米面就不错了，基本上就是吃的混合面，简直是没法吃，比猪食还难吃，咽不下去，很涩。我从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学生自己办伙。我当会计。私下里买点小米熬粥，混合面吃不下去，搀和着粥吃下去。我原来的基础就不太好，再吃这些东西，营养相当差。
李：您上职业学校，家里要花钱吗？
王：花钱不多，农村供一个中学生也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家，主要是卖地，一直到解放后，和平土改，我们家还分了一百亩地。当时的地不值钱，沙包地，不长庄稼。对于我来说，上职业学校，还是比较省钱。1946年毕业以后，考上师范大学，我觉得很幸运。
李：您考了几所学校？
王：考了3所。我考了联大：就是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联合办的学校；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考了一所河北师专，校址在保定。联大没有考上；中国大学当时叫野鸡大学，虽然容易考上，校风不太好，不愿意上；我也没有想到能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但为什么考师范，因为师范不花钱，就想脱离这个家庭。河北师专先通知我了，我们几个学生就一块到了保定报到，吃了3天饭。还没有开学，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一看，有我的名字，就这样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考上很重要的一条，还是数学答得好一些。
李：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复员的比较晚。
王：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北师大，不希望北师大回来。国民党退的时候，保定的师专也迁到北京，师专也并到北京师范大学。
李：这事我不知道。
王：学生也跟我们在一个年级。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抱很大的热情，希望国军回来，我们学生天天到前门的北京车站去迎接国军。迎接了多少天，也没有迎来。有一天，说国军来了，我们就赶紧去了。下车以后，全是美国兵，给我们的打击太大了。一个多月，国军也不来，心情非常压抑，一下子对国民党政府的前途就打得很烂了。又过了一些日子，国军来了，来了4个人，一名少将吕文真，来了之后，首先就找唱戏的演员严慧珠，实际上就是搞女人，然后接受日本的遗产。他们净干这个，我们对国民党的希望破灭了。后来孙连种的军队来了，也是穿的破破烂烂，穿的是日本的靴子，军纪非常差，吃呀喝呀，说老子抗战8年如何如何。日本兵在大街上还不是那么嚣张，他们是非常嚣张，那时一共4辆公共汽车，其余就是铛铛车。有轨电车上人很多，车一来，老百姓就挤，国民党兵就拿皮带辟啪地打，把老百姓打下去，这种事情给我的印象是很难过。我们上中学，一部分人在学校里的时候，日本的特务也是横行霸道，对这种人非常愤狠。但是，国民党来了以后，这些人摇身一变，变成三青团，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我从心理上就非常反感。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的贪污，简直是不用说了。特别是沈崇事件。经过学生运动以后，对国民党也是不抱希望。好容易迎来日本投降，结果是这样，对青年学生的打击很大。
李：上课还正常？
王：正常。但是罢课上街时就不同了，特别是师范大学，因为国民党只让清华、北大、南开大学从后方回来，开始不让西北师范学院从西北回来，回来后，不让恢复北师大，叫北师院，给学生很大的打击。北师大的学生，解放前这些年，除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以外，经过校友会酝酿的复大运动，学生运动很多，说实在的，那个时期，有一部分人还是念书的，如王世强。
李：王世强当时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
王：王世强在当时是业务比较好的，但是他们也卷入这个运动，孙永生就不是那样了，对国民党非常愤狠，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抽烟抽得很厉害，一赌气跑了。我比较内向，不是那么激动，但是也受影响。我参加共产党，参加运动，不是凑热闹或者赶时髦，我确实看到国民党后很失望。看了一些书，首先是哲学的书，艾司奇的《大众哲学》《唯物论》。快解放时，接触了毛主席的一些书，思想起了一些变化，但思想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从道理上看，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对的。看了《论联合政府》等书籍之后，从思想上接受了一些。认识到中国必须走这条路。从态度上并没有表现那么积极，在学生里头，属于中间派。在系里，人们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右派人和左派人，都争数学学会的职位。数学学会等于是现在学生会的组织，开始时办一个刊物，发表一些学生关于数学方面的文章。进步学生想利用数学学会来团结学生，但是进步太明显的学生选不上，右派也选不上，所以就推选我办数学学会，叫常务理事，就是会长。有了这个职位，通过数学学会，做一些迎接解放的工作，比如护校。在解放前这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就慢慢地转变了。
李：您当时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如何？
王：可以说没有念书。一个是念书的时间不多，另外参加的活动比较多。其次，1947年以后，得了肺病。当时的肺病叫十痨九死，我的思想压力特别大，觉得活不长。那时候，我们班，除了刘绍学，差不多都有肺病，比较轻。我是两肺都有。我学习觉得没有精力，当时觉得要保住这条命。觉得我这样一个身体，做点事就行了。一搞学生运动，国民党给抓起来，有可能就没命了。体育系徐英超就给抓起来了。解放以后，我们兴高采烈，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是治疗方面比较好一些，但是我的病一直拖延到1961年，才真正好了。所以，结婚比较晚，我觉得不应该考虑这问题，耽误别人也不合适。
李：您毕业后就留校了？
王：开始留在系里。咱们系比较特殊，一般理科一个系留一个人，物理系还没有，因为毕业生太少了。数学系就留下刘绍学和我，这跟傅种孙先生有关系，因为他是教务长。另外，傅先生下面没有人，他有个思想，搞数学的最可靠，他觉得我在业务上不是特好，留下帮助他搞点教务工作。他设了一个课业科，管课程，教师和教学计划，找了一个外语系的老师兼课业科的科长，我做科员，后来又加了一个打字员。现在发展成多个处了。
留校以后，除了担任行政工作以外，又给我一个任务，当时调来一个刘仁静，湖南人，是参加第1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据说他成了托派。解放以后，他一直跟国际上托洛茨基有联系，是国内托派的头。中央当时让北师大给他安排点工作，教政治经济学，得找一个党员给他做助教，让我给他当助教。我要学点马列主义。当时，除了我担任的那些工作之外，让我到教育部听苏联的专家讲《资本论》，一边翻译一边听，看一些讲义，我学了半年。刘仁静呆的时间不长，也没有教过什么课，好像教过一次，又调走了。可能因为他还有某些活动，中央又把他调走，“文革”后才死的，蒋硕民认识他。刘仁静比毛主席年龄大。这件事蒋先生知道，他们都是湖南人，别人可能都不知道。
李：您在课业科干了多长时间？
王：一年多。院系调整后就没有了。我留校以后一直是半休。另外，在组织上，在理科教师里头，只有一个物理系的党员苏士文。我算是一个助教，希望我做点组织工作。学校有党总支以后，下面设了一个全校教师支部，理科就苏士文和我两个教师党员，我是组织委员。学校要设立一个人事科管人事，物理系教师党员苏士文兼人事室主任，另外一个叫马应贤，和我作为科员。苏士文兼统战委员，我做秘书。校党总支有一个保卫委员，理科让我做，后来是丁尔陞做。当时，我虽然有好几个头，但是我觉得是一回事。傅先生抓教学、教师工作，正是人事科要抓的，统战工作也是人事科抓的，当时跟黄药眠和钟敬文这些专家联系，送票，通知等，是人事，统战和教师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搞数学，但是我联系数学系。数学系做工作的只有一个团员袁兆鼎，他是系秘书，通过他做一些群众工作。
李：您哪一年回到数学系工作？
王：1953年。回来后我是数学系党小组长，党员有严士健、傅章秀、柳藩、丁尔陞、齐振海、张可宽（后3人是解放初党小组成员）。因为我有病，要不是解放的话，真正是十痨九死，我有90%的可能死，所幸熬过来了，也是一种幸运，那会儿，组织上的关心非常令人感动，党总支书记臧权，当时他们是半脱产，给一部分人工资包干，另外给几毛钱的零花钱，臧权把这几毛钱给我。那时候，党组织跟党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感到很温暖。当时搞运动，在教师里，名义上傅先生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布置老师学习，思想改造。所以，当时人事的好多结论都是我签名。组织上决定以后，就由我签名。院系调整后我全休了，大概有一年。到1953年3月，我就不在人事科工作了，但关系在那儿。组织上说，你好了以后就回系里。当时我还是半休。到系里以后，系秘书是袁兆鼎，后来他准备考苏联的留学生时，严士健兼了一段，后来我一直兼系秘书，做了很长时间。我不做之后，好几个人做过，赵桢、管甲仁、张益敏、刘秀芳、马遵路、李英民等，还有从师专调来的刘鑫也做过。回系之后，当时系里整个是一个教研室，我分到初等数学教研组，辅导物理系的初等数学，因为物理系毕业生也可以教数学，学完数学以后，要学点初等数学研究。辅导数学系的初等代数、初等函数，后来又辅导物理系的数学分析课。
李：您教过一段课吧？
王：在化学系教过两届，两年的数学分析，半年的函授。在物理系辅导过，也教过，因为程廷熙先生年岁大了，也教过一段。
李：反右这一段，您还是做系秘书？
王：是。
李：您什么时候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
王：1961年夏。
李：我看到的任命是1961年10月，但王振稼老师说他是1962年暑假离开数学系的。
王：任命时我住院疗养半年，在八大处。我记不清了，这关系不大。回来以后，又休息了一段，让我担任党总支工作。但是我没有看过什么时候任命的文件。
李：以前的任命很不正规，就在一张纸上写的若干人任什么职务。
王：纸我也没有见到。
回来以后，我的压力很大。在学生时就没有好好学，参加工作以后，乱七八糟的工作又做了好多。长时间不搞业务，马上让我搞，因此我感觉：当时我认为我是搞行政的，或者是搞党的工作还行。我不认为我是搞业务的。既然在系里这种业务部门，自己无论如何在某一方面，还应该多学一点。那时虽然兼了一些职务，比如党总支工作，教课，辅导，我还参加两个讨论班：在数学所的泛函分析讨论班，每周一次，参加这个讨论班有二、三十人，关肇直和冯康主持；在系里跟蒋铎，念鲁金的实变函数。同时，傅种孙让助教在3年内都学3门课：近世代数，实变函数，几何基础。我就赶紧自学，把近世代数啃下来了，念张禾瑞先生的《近世代数基础》，题目都做了；范会国教实变函数，我参加考试，考了80多分，算良，也算过了；也听了傅先生的课，当时我正全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让严士健兼，我突击后，5分制，考了4分。就这样摸爬滚打过来了。你在系里搞工作，虽然是行政工作，你得懂点数学，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把数学系搞起来。我搞什么工作，都想把我搞的工作搞得最好，不能争第一，也要跟别人平起平坐。当时我不服气的就是像北大，数学所，我没有想我搞的怎么样，我的指导思想，要让系里，至少有几个人，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跟北大，数学所，苏步青他们能够平起平坐。解放以后的工作，没考虑我一定要当什么官，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了，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素质，就是天才，搞数学得有点天才，我希望我们同辈能有人搞上去，能够成材，尽可能地提高快一点。我是积极主张往外派，傅种孙也是同意的，后来，往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国内的苏步青那儿和其他的地方，尽可能地送。刘绍学对我评价说我窝囊。数学系团结比较好。基础的东西，我都要摸一摸，无论是分析的，几何的，还是代数的。
李：后来，您就没有再教化学系的课？
王：“文革”中间也教了一段。还有藏族班也教过，当时钟善基，孙永生教，他有什么事不能教了，我就教。一直到学校之前，我还教课。那次，张禾瑞先生非要提我副教授，我是坚决不同意。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你没有搞研究。当时好像占位一样，后来刘绍学和李英民建议我，你要搞政治就搞政治，搞这条线就别搞那条线，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就跟学校说了。张先生说，你现在不是双肩挑，是三肩挑。
在“文革”时搞我，批我是黑班底，认为严士健、刘绍学、王世强、孙永生，这些人是我的黑班底。
李：您在“文革”时受冲击还是挺大的。
王：是啊！
李：咱们系里两个人，王振稼和您，受冲击最大。
王：当时我是头号走资派，学校里任命时我是第一副系主任，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董延闿和孙永生往下排。我出身又不好，又是当权派，好多罪名。
李：劳改队您也去过。
王：都去过。我总觉得，什么都经历过，对人世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能更明白一点。像日本时期，困难时期，我都经过了，但是我没有坐过监狱，这回也坐过了。
李：“文革”时的“土监狱”。
王：我感觉，比真监狱也差不多。真监狱还不那么折腾你呢！
李：“文革”时还把您弄回家去斗，这招是很厉害的，按我们农村的话说，办这事的人，叫缺德到家了。很多事你在单位怎么着，绝对不能弄到家里去。弄到家去的是咱们系的什么人？
王：是四年级的，有40多人，坐一辆大卡车。给我印象最深的，打是没问题，跪，罚站，热，最困难的就是渴。不喝水可真难受，渴的，打都不知道痛了。一个人两天不吃饭没问题，特别是夏天，渴的可真难受。但我一直觉得，毛主席不会这样，以为是下头搞的。虽然劳动挺苦的，我很乐观，没有想到要自杀，我都想象不到，干吗要跳楼，过几天就过去了。
李：数学系没有出现死人的现象。您去临汾劳动过吗？
王：我没有这个资格。后来到大兴，通州区去劳动过。
李：您是双肩挑，或是三肩挑，后来放弃了做教学工作，是否您觉得亏得慌？
王：搞数学非得年轻不可，四、五十岁了，不可能了。教点基础课还可以，搞研究是不行了，进不去了。
李：您调到人事处，是平级调动，您为什么去了？
王：当时，要调我当北师大一分校校长，我听说，跟教委有关系。我不愿意离开北师大。
李：您去了吗？
王：我没有去。后来让物理系的系主任孙煜去的。当时系里的张先生、孙永生、李英民，包括董延闿先生，都不愿意让我去，我也不愿意离开数学系，做官我确实没兴趣，第1把手我不愿意当。到现在，孙煜见了我，还说，“我是代你去的”。后来到人事处，要改成校长负责制，党委是保证监督。人事工作要有一个常委去管，当时我觉得人事工作权利太大，事情也多，除了校长以外，所有的，包括副校长，都是人事处管。由于北师大是校长负责制，干部他得把住了。人家都认为我正，聂菊孙是党委书记。应该是校长负责，当时没校长，老校长陈垣死了以后一直没有校长，实际上王于耕是第1副校长，负责常务。当时，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困难，说实在的，实际人事工作我没管什么，我一周在人事处的工作只有一天的时间，其余都在常委这边。所有教师，所有干部，3个附中的干部人事工作，评职称，长工资，人事精简都归我管，我还兼校部党总支书记，那时的权利太大了。
李：那时，学校还不太稳定，还有派性。
王：有，校部中辅仁大学的教师比较多，可能他们也考虑派性问题，我到那儿调和去。现在，我还在调和。你看，咱们系，董延闿，郝鈵新先生都是辅仁大学的，赵慈庚先生是北师大的，关系都挺好。他们说，我会抹稀泥。我总觉得，抹稀泥是必要的。我说，你盖房子，砖落砖，不抹稀泥，不高就得塌了，没有泥的话，房子盖不起来。当然，这是说笑话。聂菊孙下台以后，当时没有书记，方福康让我当，我是坚决拒绝。
李：当时方福康是副校长？
王：是，他不满意陈敬波。我觉得我已经满足了，无论是职务，还是生活待遇。北师大也很难搞，派别也很多，我坚决不干。
李：请您谈谈在人事处的工作经验。
王：要谈人事处的工作，有一点，搞人事工作，必须自己干净，你才能够秉公办事。我去了以后，我孩子在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他在“文革”中没念书，第1次考大学没考上，有20人暂时在低能所干临时工，想第2年再考。本来，我在人事处，这一批人可以转正，也都争啊，我跟儿子说，你到另一个地方去，考了一个实验员，他考了100分，一个是北航想要他，还有气象局要他，大概都看中这100分了。气象局提出一个条件，你来，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们培养实验员，3年不能考大学，但可以考气象专业的大学，可以保送。后来，人事一变，孩子就这样了。我觉得，我把他推出以后，轻松多了。干什么我都放心大胆。我也不怕丢官，丢官后还可以在数学系教书，所以得罪了一些人。首先是当头的，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要安排一个人到北师大，当时北师大吃饭不干活的人太多，就是要精简人，干得罪人的事。他要往那安排人，我觉得，师范大学过去就是安排人太多了，我是坚决不同意，给顶回去了。教委，还有其他人，我都没有接。还有胡耀邦的儿媳妇，在咱们无线电专业当一个讲师，上课时学生轰她，调到厦门当副市长，那儿大概也干不下去，又回到教委，教委让咱们学校给评副教授，这不是开玩笑吗？吴碧华也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一下子就给顶回去了。类似的事有很多，人的私心杂念，你别看他当书记当什么，都有，我也有。当然，也可能不叫私心杂念，叫顺理成章，我跟你说，你也别录。……。我为什么这样呢，你顶多免我职，我总可以当教师。不能当教师，当资料员也还可以吧。到我退休时就完了。正因为这样，心里没有鬼，我就敢做事。这是我的一条经验。
第2条，我觉得，我学数学对从事人事工作还是有帮助的。学几何基础，傅种孙说过一句话，论必有据，言必由理。论证必须有根据，说话必须有道理，这一条对我帮助很大。我从来没有拍过桌子大声说话，但是都没话说，而且，他找我解决问题，都不是在办公室里解决，我到他家里解决。完了以后，这些人对我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咱们搞数学的，都应该根据那条公理，解决问题，不根据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当时，方福康跟我说，现在咱们单位里最厉害的是谁，他说是金永龄。你知道这人吗？
李：我知道他是物理系的。
王：当副校长后，他跟市委说，谁我都能领导，就王树人我不能领导。其实我没跟他吵过，其实他不敢找我。因为他有道理，我给他解决；他没道理，我就不给他解决。这是当时北师大最厉害的一个副校长。他告我，我也不怕他。包括王振稼，他碰到难缠的事，说找王树人去。还有一条，不好解决的问题，数学上求积分的时候，分部积分，分成几个部分就解决了。好多事，受这个启发，解决了不少问题。我觉得，在数学系里，我还学了点东西用上了，很有意思。我一分钱没受贿。不然的话，做什么官，你也呆不住。要说受贿，也有人送过，在那时，也有学生送给我苹果，从国外回来送我一支圆珠笔，开个玩笑。
李：您在学校，是否觉得比在数学系的关系复杂得多？
王：复杂得多。在数学系彼此了解，相对来说好得多。在那个时候，确实难办。另外，我的工作，在过去受压抑：家庭，日本统治，国民党回来以后，还是压抑。在我思想里，老有一种想翻身，反抗的东西。在我工作里有一条，想把我搞的单位的工作搞得至少跟别人平起平坐。因此，我在学校人事部门，至少在国内，跟北大清华现在已经没法比，想把数学系，至少不次于北京大学或复旦大学，在人事处，也想搞成这种情况。
李：您在人事处任处长有十多年吧？
王：有，我赶上最得罪人的时候。当时，教育部召开主要大学人事处处长的会议，他把方案意见报告完以后，然后不是清华，就是北大第1个发言，发言后这个会议就结束了。说根据清华北大的意见，怎么修改就完了，就执行去了。两次会议以后，我就非常不平，你这叫开会还是布置，清华北大发言，别人的意见你还听不听？我想了一个招，还是用咱们系的办法。他搞些统计数字，发文件后，我先看这个。他统计上肯定有问题，然后清华或是北大发言之后，要散会了，我说，我还有点意见需要补充，第一，第二，让他们脸红。有这么两次，他就重视你了。不然的话，北大，清华发言之后，还有北师大，慢慢来了以后，凡是几个重点的学校，他得拉上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想搞好，出发点不是人事处，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占着一个位置，每个部门在教育部都有个位置，他心里有你，不然的话，什么都没有你，我一向强调这个。我就不服气，什么事都是北大清华，有些事他们并不一定是第一。有一次，我刚到学校党委，开会的时候，当时社会上比较乱，党内的情况也比较乱。有很多事你还看不惯，我跟老聂说，我们应该“从我做起”，提出这四个字。过了两三年后，说是清华大学先提出来的口号。当时，我也没有说什么。因为这种口号，甚至于科学发明，有时是同时提出来的，它是时代的产物，不是我说出来的。我说出来，可能别人也说出来了，就跟发现微积分基本定理一样，同时出来的，所以不能说，都记在清华身上。这句话，老聂记得很清楚，在几次会议上，他说，这是王树人说的。我说，我不是吹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平凡的事，就跟小孩玩弹球，哪儿都玩，绝不是北京传到天津。科学研究也是这样，谁先发现，谁就是第一。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到了一个时代，人的脑子都差不多，一下子就出来了。我想，北师大多数人都想把北师大搞起来，争取至少在国内和别的重点高校平起平坐，那咱们北师大就没有问题了。我做校友会工作，全国百十来学校，校友会成立一个研究会，推咱们学校，会长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其实我心里明白，我们跟大家也差不多，这些事就事在人为了。
李：别的事也是这样。
王：我觉得，北京师范大学好多事情不宣传，人家出来了，大家跟着跑，好像是我们跟着他跑，其实不见得。新的生长点，你抓住了，一下子就搞起来了。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李：您说，干部双肩挑这种形式好不好？现在，数学系干部都双肩挑了，这样并不一定好。
王：有一部分干部双肩挑，主事的人应该体会一下。搞理科的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花的时间跟文科不一样。搞文的，特别是教育和管理，这就是他的专业。
李：双肩挑干部可能对管理专业是最好的。
王：数学系的系主任，我不说双肩挑，至少不应该搞得太窄。系主任从来没有搞过系秘书工作，就有点问题。
李：碰到问题就瞎发言，瞎指挥。
王：慢慢就脱离群众了。我干的虽然有点杂，也有点好处，有的人有点什么心声，我知道。搞理的需要学点文；搞工的也需要学点文；搞文的需要学点理，学点数学。比如像数学，是很严格的逻辑思维，学的还比较深刻。
李：您有什么业余爱好？
王：在学生的时候，爱好很广泛。比如体育方面，打篮球，刘绍学还是我给带出来的，我还是学生篮球队队长。拉南胡。我都不精。后来就不可能了。
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花了您这么多时间来谈，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