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严士健先生
李仲来
2026年8月12日，我国著名森林经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守正先生溘然长逝，享年85岁。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培养的首批博士和第1位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学生，他将数学方法深度融入林业科研，成为我国林业数学领域的开拓者。
令人痛惜的是，仅隔一个月，他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严士健教授，于2026年9月12日在河北逝世，享年98岁。师徒两人先后离去，学界同悲，是我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
一
北京师范大学1981年获评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共19人，该统计不含2位兼职博导；其中数学系首批博导共5位，依年龄从大到小排序：王世强、孙永生、严士健、王梓坤、刘绍学。
1981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首次批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导师资格时，王梓坤教授尚未调入学校，他于1984年正式到校任教并任校长。这次首批博导的获批，充分印证了彼时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已拥有一批学术水平顶尖的教授，不仅大幅提升了数学系在校内的学科地位，更为其在全国数学界奠定了核心学术根基，直接开创了此后40余年学科持续向好的发展局面。全校首批博士生导师的情况如下。
文科：
姓名(生日～逝日，以逝日先后为序)，系(1981年所在单位的称呼，不是现在的学部或学院)
陆宗达(1905-02-13～1988-02-13)，中文系
陈景磐(1904-02-23～1989-11-02)，教育系
朱智贤(1908-12-31～1991-03-05)，儿心所
毛礼锐(1905-03-16～1992-07-18)，教育系
王焕勋(1907-01-17～1994-06-06)，教育系
白寿彝(1909-02-19～2000-03-21)，历史系
钟敬文(1903-03-20～2002-01-10)，中文系
陶大镛(1918-03-12～2010-04-18)，经济系
何兹全(1911-09-07～2011-02-15)，历史系
文科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9人已经全部逝世，(逝世均值±逝世标准差)=(89.33岁±6.14岁)。
理科：
陈光旭(1905-12-01～1987-11-14)，化学系
周廷儒(1909-02-15～1989-07-18)，地理系
汪堃仁(1912-03-17～1993-09-18)，生物系
孙永生(1929-01-22～2006-03-22)，数学系
黄祖洽(1924-10-02～2014-09-07)，低能与核物理研究所
王世强(1927-03-30～2018-02-03)，数学系
刘若庄(1925-05-25～2020-10-08)，化学系
严士健(1929-04-01～2026-09-12)，数学系
王梓坤(1929-04-30～ )，数学系
刘绍学(1929-11-06～ )，数学系
理科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0人有两人健在。(逝世均值±逝世标准差)≥(89.40岁±8.02岁)。
二
1974年10月22日，数学系教育革命实践小分队启程前往平谷县大华山公社开展开门办学，我们以测量实践带动课堂教学，做出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成果。
翌年2月2日，校领导王强、谢芳春等一行28人专程来到小分队驻地参观学习。傍晚部分人员留下座谈，应大家的要求，谢宇老师安排我给大家讲解测量相关内容。我对着水准仪、经纬仪边演示边讲，从基础测量原理，到平整土地实操、绘制平面图、水渠勘测的完整流程，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那天听众里就有严士健先生，他全程听得格外认真，还接连提了好几个专业问题，让我印象格外深刻。这是我人生中第1次近距离接触严先生，也是我上大学之后，第1次站在众人面前讲测量课程。
1993年3月4日下午，我前往厢红旗总参三部报到，参加全国高考数学命题工作，和严士健先生分到同一房间。当晚没什么工作安排，严先生忽然提议：“今天管理松些，咱们能出门，一起去唐守正家看看吧。”
我随口问他家离这儿远不远，严先生笑着答，也就二三里地，他刚搬了新家，正好去认认门。我又问他是否提前打个电话约一下，严先生说没有电话号码，只知道他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进去一问就能找到。
我们顺着小路慢慢走，没一会儿就到了林科院大院。进门我拦住遇到的第1位人员问路，对方给我们指了大致方位；碰到第2位时，他听说我们找唐守正，干脆主动带路，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他家楼上。我抬手敲门，对着屋里喊了一句“唐老师，严先生来看你了”，唐守正夫妇立刻快步下楼，把严先生迎进门。
唐守正是严士健先生的得意门生，当年跟着严先生深耕随机过程方向，1985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经严先生亲自推荐，他在1985～1986年间前往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做博士后，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位赴加拿大的博士后学者，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培养出的第1位博士后。后来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融入林学研究，在1995年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毕业十载，便登院士高台，这份成长速度，堪称学界传奇。
1993年3月5日，高考数学命题组的会议室里，严士健先生正和全体成员围坐讨论，核心议题就是如何在当年的高考试卷中加入数学应用题。1993年的试卷里，我们先以小的数学应用题试水，往后数年，这类题型逐步升级为分值更高的综合大题，一步步推动原本扎根书本的数学，真正走到了现实生活的场景里。直到2026年的高考数学，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固化的套路化出题模式，把核心考查点放在学生现场拆解问题、搭建数学模型的能力上。当年严先生亲手播下的那粒“数学要落地”的种子，如今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但要让数学真正成为普通人认识世界、解决生活问题的实用工具，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天午饭后，严先生拿出一篇复印文稿递给我：“我们几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数学高考能否出点应用题？你帮着看看。”我通读之后，指出了其中一处表述不够严谨的地方。严先生看完，立刻找任子朝把稿件拿回来调整完善，之后没惊动任何人，独自返回了北京师范大学。等到午休结束，命题组负责人任子朝过来找我，说已经安排好了专车要送严先生回校，我只能告诉他：“严先生特意让我转告你，他怕麻烦大家，自己已经回学校了。”
论文：数学高考能否出点应用题？1993年发表在杂志《中国考试》第2期和《数学通报》第6期。
三
我和严士健先生真正深度共事，是从2002年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史(1915～2002)》开始的。那时候要核对近百年的数学系史料，很多早年的档案记载不清楚，严先生凭着自己在数学系大半辈子的亲身经历，帮我补全了不少关键的历史细节，还特意抽出时间，为这本数学系史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前言。后来我觉得这篇前言不止是写给系史的，更能让全国的数学教育同行读懂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传承脉络，就把稿件推荐到《数学通报》，很快就顺利刊发了。
2003年年初，我和当时的数学系主任郑学安、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永平谈起，觉得5位老先生一辈子深耕数学，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成果，应该为他们各自出版一部文集，把这些散落的论文系统整理留存下来。我很快联系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其友编审，初步对接了出版的相关事宜。3月27日我正式提交了申请，为王世强、孙永生、王梓坤、刘绍学四位先生申请文集出版，当时严先生的文集已经定下来纳入学校的《教授文库》，就没放在这次申请里。之后我又和出版社总编辑马新国教授沟通，对方同意把这4部文集也放进《教授文库》的出版序列，我补完申请材料递上去，却刚好赶上出版社换届，人事调整后申请就暂时搁置了。
一直等到2003年底，我重新整理了完整的申请材料，把5位先生的文集整体打包申报，出版社新一届班子看完之后，批复同意把5部文集全部纳入出版计划。那段时间我常往严先生家跑，帮他把家中没有保存的论文在数学系资料室或校图书馆一篇篇找出来、整理归类，还把他所有的论文、著作条目梳理成完整的目录。严先生的文集2005年10月顺利面世，到2009年2月文集要第2次重印的时候，我又把全书通读，把初版里的小错误全部修正，还把全书的参考文献格式统一成了规范的学术体例，让这部文集的内容更严谨，也更方便后来的研究者查阅。
四
2003年的4月1日、2日和4日，我去严士健先生家分3次和他坐下来长谈，所有环节都是我自己准备提纲、操作录音、事后逐字逐句整理成文字。后来我把访谈内容做了通俗化改编，拆分出5个篇章，以《严士健先生口述史》为系列标题，从2014年9月到12月，分5期陆续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上。那4万多字未改编的访谈稿，我给每一部分都加了清晰的小标题，定名为《严士健教授访谈录》，收进了2015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科创建百年纪念文集》里，整整占了16开本的31个页码。当年我原本计划访谈11位数学系的老先生，后来任学院党委书记后，其中两位访谈没能继续推进；剩下的9位先生，每人差不多聊3个小时，只有严先生前前后后聊了9个小时，掏出来好多从来没对外人说过的、关于数学系早年发展的独家往事。
2005年1月31日那天的拜访特别巧，严先生和孙永生先生住同一层楼，家门正对着开。我先在严先生家聊了一阵，转身几步就到了孙永生先生家里。孙先生和我聊起特殊年代的经历，说自己当时只在数学系的大会上被批过，回到教研室，同事们都没让他难堪；严先生那时候处境更难，不光数学系开大会批他，连教研室内部也开过批判会，可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严先生从来没找过任何人秋后算账，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过，这份宽宏的心胸，真的太让人敬佩了。
五
2026年3月13日，学院党委书记唐仲伟、院长王恺顺和我一同前往河北省三河市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探望严士健先生。他看到我们来，嘴唇微动努力开口回应，只是彼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我凑到近前，也没能听清他具体在说些什么。
3月下旬，严先生的女儿严宇新特意问我，严先生毕生积攒的藏书该如何安置(他保存的杂志已于2013年送学校数学资料室)。我当即提议先去严先生家中查看，看完之后征得严宇新同意，把这批书整体运回数学科学学院，找了两位学生帮忙搬运，全部放在后主楼1328室。先给全院教师自由挑选，之后又组织全体研究生前来选书，让严先生的治学积累能直接传递给后辈学人。最后剩下的一小部分书籍，原本计划处理掉，我偶然看到学校离退休处于2025年11月12日《关于向离退休工作处“桑榆书屋”捐赠图书的倡议书》，便把这批剩余书籍全部送了过去，让它们继续在校园里流转。回头看整个安置过程，严先生的每一本书都找到了合适的归宿，这个结果让我十分欣慰。
最后也忍不住感慨：不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何时能再孕育出新一代的“四大金刚”，续写前辈们的学术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