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强先生自述（四）临汾放羊，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1-11-20
1958年，苏联著名数学家马尔采夫（A.I.Malcev）来我国访问，曾到北师大演讲，由刘绍学同志做翻译，他是留苏回来的。马尔采夫在讲演中还提到我，说是看了我写的“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论文，会后我们还一起交谈了一会儿。
全国解放初期，开展了“土改”、“三反、五反”运动。因那时我住在疗养院，所以都未能参加。
那时，我在教课的班上发现罗里波很有数学才华，就常和他合想一些新的数学问题，后来在《数学通报》、《数学进展》、《数学学报》上合发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半群”的。后来由于“反右”和“反双”，罗里波和我未能继续做下去。该文的内容很快就被日本几位数学家继续发展了，后来我们也就不再做这个题了。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学校也有老师开夜车在西西楼后面土法炼钢。大跃进时，要求做科研要联系实际，必须到工厂和建筑单位去找问题。数学系找到一个建筑设计院在甘肃刘家峡黄河上建水坝设计中的计算问题。于是师生们用手摇计算机日夜奋战，算出一批数据供设计院参考。
1961年，中国数学会在颐和园龙王庙召开会议，讨论恢复基本理论科研的问题。我参加了代数组的会议。1957年，傅种孙先生被错打为“右派”，1961年底，傅先生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很兴奋。1962年初，他请老学生闵嗣鹤与赵慈庚去他家吃饭，喝了一些酒。没想到突然脑溢血急性发作，次日凌晨，急送阜外医院抢救，三天之后，傅先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64岁。
再后来，“文革”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跟我没多少关系。1968年春，因为我同情“少数派”，被揪出来，名义是“反动学术权威”。11月，学校要组织一批人到临汾去。“文革”前临汾就有个分校，各系的一年级，特别是文科的一年级要在那儿上学，二年级到北京来上。“文革”一开始，临汾分校的学生都到北京参加革命，那儿的一片地就荒了，周围的农民有意见，于是宣传队动员大家去种地，我就报名参加了。
1969年春我到达临汾干校。临汾干校和其他干校不一样，很有人情味，除了劳动之外，完全自由。我前半年是在大田里劳动，另外参加一些基建工作，主要是搬砖什么的。半年之后，我就被调到放羊班，一个班一共有各个系的前前后后十来个人，有的人负责清扫羊圈，有的人负责看护小羊，我负责出去放羊。
一开始放羊的时候不轻松。两个人放一群羊，羊要到山边儿去吃草，有四五里地，当中有些麦地，麦地当间有一条道，路过这些麦地的时候，羊要沿着道走，看不好的话，它们就跑去地里吃麦苗，那可是糟了。你赶这边几只，那边几只就过去吃几口……一开始两个人，一边一个，挺费事地过这一段路，后来就比较习惯了。麦收时节过去，地里的庄稼比较少的时候，一个人就行了。一群羊有六七十只，到山坡时，因为草不太多，不够吃，有时候，就赶着羊爬一座山，到草多一点的地方去。熟练后，羊也不乱跑了。中午羊扎堆休息，人也可以在旁边休息。早晨出去带一壶白开水，两三个馒头或窝头，中午在山坡上坐着，把饭吃了，还是很自在的，觉得心情舒畅，当时参加劳动的人普遍都有那种感觉。
在干校的时候，对贫困山区农民的艰苦生活印象深刻。我们去过距离干校最近的山坡底下，一个叫鸭儿沟的村子。村子在山脚下，紧挨着山，房子很多，都是就地取材挖的土窑洞。整个村有一二百户人家，都住窑洞。水井特别深，大概有几十米。井上有辘轳，是双把辘轳，两个人一起摇才能摇上水来。全村就靠这口井生活。村里有一个污水池，只有下雨的时候，水才往里头流，里头的水都是黑的。村里缺水，大家就在那里面洗衣服。靠天吃饭，真是相当艰苦。
1971年冬，干校全体人员撤回北京，把土地和房屋交给了当地政府。寒假过后，我和同系的徐承彝先生被派去参加“北京市优选法推广小组”工作。
1973年，数学系在仪器设备缺乏的条件下，土法上马，制造了3台102台式计算机。后来要仿制一种当时功能较好的长城203台式电子计算机，购买了图纸，但不清楚原理。我只好用猜谜的方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破译全部微程序的两千多条微指令，搞清了微程序的内部结构，从而也获得了改造它的自由，解决了生产部门的若干实际问题。
后来，我们和北京分析仪器厂合作，研制成功类似于长城203的台式计算机，负责大气污染监测车数据处理的科研工作。“文革”后期，我还参加了一个叫“陡河发电厂”引进日本计算机的项目。那个大型计算机，是真正从日本引进的计算机，需要一些技术人员学习图纸，我去讲这个图纸的原理。一开始，只能从数学上讲讲原理，有的图纸也不全，好像无头无尾，也看不出什么来，我觉得没有起什么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我被调回学校，准备招生。那年我招了四个三年制硕士生：罗里波、沈复兴、程翰生和孙晓岚。招研究生后，我还给77级讲过一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后来我带的研究生曾多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教委的基金，我们小组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得到了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奖”。
1981年，我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是全国首批博导之一。沈复兴毕业留校工作，并读我的在职博士生。罗里波提前一年毕业，然后到美国去读博士了。（采访/整理：李仲来）
王世强先生自述（五）我与新时代，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1-11-30
我真正开始搞数理逻辑研究，是在1978年之后。在那之前，这个方向在国内一直不是很受重视。很多学了数理逻辑的人，都是大批地在计算机领域工作。实际上就是现在，搞数理逻辑理论研究的人也很少。
1982年夏，我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参加世界数理逻辑研讨会。当时出国首先要通过学校外事处向教育部上报出行计划，计划要非常详细，去哪些城市、路线为何、在何处停留、具体做什么都要详细汇报。去时要组团，我算是“一人一团”。在以前，要多人才能组团，在国外上街要至少二人同行，以防有人离团不归国。
去之前，教育部发给了一些定额的生活费，回来后都要用发票报销。出国前还可以凭证明到百货大楼附设的制衣部，做一套中山装和一套西装。回国时可以买一个“大件”和一个“小件”，可以从国外买回来，也可在国内教育部特设的商店去买。
那时候，出国要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从北京经上海、旧金山到纽约。在纽约，我们要入住中国领事馆。
为了表示我是中国人，我一般出门都穿中山装。有一次，我散步走到联合国总部门前，看见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当我看到祖国的五星红旗也在那里迎风飘扬时，心中顿时感到自豪万分。在那个时代，那种自豪是当下的人很难理解的。
康奈尔是个大学城，城不大，非常干净美观。我在讨论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论文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上。主办方发给了我八百美元奖金，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钱。汇回国内后，我就交给学校了。
1985年3月，我经由刘绍学和卢景波两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由系总支书记池无量主持，孙永生和严世健都做了热情的发言，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最为难忘的一天。
1986年，我们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咱们师大数学系的第一次。当时申报的是我、罗里波、沈复兴、卢景波四个人。我们受表彰主要是因为在数理逻辑模型论方面做的一些推广工作。
另外，我用模型论方法讨论一些数学问题。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命题，我虽然不能够像搞数论研究的学者那样正面地去论证解决，但是在某些条件下，通过模型论方法，可以得到所含元素比整数更多的一种扩环，从而佐证哥德巴赫猜想是可以成立的。
我有一位至交，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穆勒（G.H.Mueller）教授。
我与穆勒教授最早的接触是在1985年。当时，沈复兴在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后，为期一年，期间完成了一篇论文。后来以其导师和他的名义发表在《JournalofSymbolicLogic》上。那时，穆勒教授正主编一套全世界的数理逻辑论文目录《BibliographyofMathematicalLogic》，他托沈复兴带给我一套底稿，要我帮他写中国的论文目录，我搜集了一些寄给了他。
1987年，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亚洲逻辑会议”，穆勒教授也参加了会议。我做了一篇报告《Inductiveringsandfields》，他对我的论文颇感兴趣。会后我们交谈了很久，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投缘，他还热情地邀请我去海德堡大学访问。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诺德教授也对此文非常感兴趣，后来他还把这篇文章推荐给《理论与应用逻辑纪事》（《AnnalsofPureandAppliedLogic》），于1989年第1-2期发表。
后来，我有机会去西班牙参加“第18届国际多值逻辑会议”，也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会后，应穆勒教授之邀，前往海德堡大学访问。由此结下了与穆勒教授的不解之缘。
海德堡之行持续了半个月，穆勒教授陪我四处访问，还游览了不少地方。我还结识了弗莱堡大学的艾宾浩斯教授，那时候他正在那里参加庆祝穆勒教授65岁寿辰的数学讨论会，我们几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1年，我又应穆勒教授之邀到海德堡大学访问，行程四个月，然后又应艾宾浩斯教授之邀，去弗莱堡大学访问了两个月。当时，穆勒教授曾对我说，他快退休了，愿意把他的大批藏书和杂志无偿地送给我校，但希望那些杂志能被续订。我回校后就通过系资料室问校图书馆是否愿意接收，校图书馆说没有运书的经费，也无钱续订杂志，因而未接受。我回来时，他送给我一套《高斯全集》，我回校后交给了系资料室。
之后，我和穆勒教授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为止。穆勒教授生前经常给我来信，寄些他们夫妇在欧洲各地旅游的明信片，我也常给他写信。每逢春节，他们还写信给我祝贺春节。后来穆勒的儿子也来过北京，还给我带来了穆勒教授特地为我买的安眠药。他儿子在德国学中国历史，不仅认识汉字还懂文言文。
如此一来，我们数学系与海德堡大学建立起了长久的联系，后来系里的年轻教师也都先后赴海德堡大学学习和进修。
1997年，我年满七十，按规定退休了。退休后我依旧带着研究生，发表了一些论文。
退休以后，几位师友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其中有人喜欢作一些诗，有古体的，也有现代的。我也想写一写，自己有什么想法和感慨，就写下来。久而久之，也写了不少，但多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话说我的别号“王打水”
就和这“打油诗”有关。唐朝不是有个“张打油”吗？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油”，只有“水”，所以自诩为“王打水”了。
刚开始，我写一些打油诗，后来我也开始写一些相声、小品和话剧剧本。有原创的，也有改编的，实际上就是为了锻炼锻炼自己的脑子，不然恐怕要“生锈”了。我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题材都和时事相关，这也是我关心时政的一个体现吧。
2006年，我学会了用电脑，觉得电脑真是个好东西。于是自己把以前的很多思考用电脑记录了下来，包括自己的学术思考和人生思考。没成想，写着写着，竟写了一本书。再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现在外面的年轻人都时兴写博客，写了东西大家都能看到，还可以讨论。我很感兴趣，也想自己开一个。学生就很热心地给我开了一个博客。我的博客是2008年开张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我有什么新鲜动静，都会在博客上更新。以前，有许多民间的数学爱好者经常给我写信，与我探讨问题，不过都是挂号信往来。现在有了博客，我就叫他们给我博客上留言，或是给我发邮件，我直接在网上回复他们，觉得颇为方便。
我这一生最大的教训是自己缺少坚持性、恒心。很多时候，偏于搞容易研究的方向，这当然跟客观环境也有一些关系。我喜欢自己自由发展，如果一个人很多方面都掌握得很好，东面来一下，西面来一下，能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一个人哪方面都不行，从这一边看，似乎那边有一点什么，从那一边看，这边又有一点什么，可弄来弄去，最终没有一个重点，也就出不来什么结果了。我自认为是介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
（全文完；整理：李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