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他是尽人皆知的数学系“四大金刚”之首，我国数理逻辑模型论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今年84岁的王世强先生，一生都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表达卓尔不群的思想。他的《模型论基础》，是我国模型论的第一部专著；他的集合论作品，被誉为该领域“最有趣的著作”。他戏称自己“王打水”，开博客、写小说、编剧本一样不落。在他的博客里，有打油诗、现代京剧、新编水浒，亦庄亦谐，诸端戏谑针砭；也有往事回忆、健康常识、病毒提醒，热爱生活，几番古道热肠。一身大家风范，满腔赤子情怀，这便是王世强先生。从本期起，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世界吧……
王世强先生自述(一) 在流离转徙中成长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 2011-10-20, 第4版
1927年，我出生在石家庄。我的祖籍是河北省深县相家庄，现已划归衡水市。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是中国银行职员。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学制之前，我父亲的文化水平就是旧制的高中。他高中毕业后，在北京投考中国银行，后来分配到石家庄的中行。我母亲是个农村妇女，也认识一些字。
我没上过私塾，是家里父母教我认字的。听说，我曾祖父是举人，家里也有些人识字，所以一直由家里人教我认字。我五六岁时，就可以给老家的祖父母写信了。那时，长辈们口授，说“祖父母老大人膝下，敬禀者”，再随便讲几句，我就把他们说的抄录下来。父亲常在晚上下班回来后给我讲故事，讲《水浒》《三国》，说武松、刘备、张飞是怎么回事……家里还给我订儿童杂志看，像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一星期一本；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世界》。算术则由父亲教“鸡兔同笼”等一些古老的流传下来的加减乘除法。
我九岁之前没有上过小学。父亲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调到石家庄附近的定县和定县北面的清风店，最后到辛集。辛集在石家庄东面，石德铁路线中间。因为父亲在石家庄中国银行地位算是仅在支行经理之下的，搞营业的年头比较长，所以派下去比较有经验。到了地方，父亲设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开设了办事处。在办事处父亲就当头了，我和母亲也就跟着去了。
定县的那段日子在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在定县时，开始我依旧在家由家人教认字。后来发现，有一个留美回来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县搞平民教育，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们出版了一些小学程度的扫盲课本，还出版了一些爱国故事的连环画。我父亲给我买过一些如“荆轲刺秦王”“蔺相如完璧归赵”故事的连环画。那时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就是晏阳初他们，提倡爱国主义、“国族精神”（就是中国民族传统的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影响。
大约在1935年，我父亲又从定县调到辛集。到了辛集，我开始上小学，插班在四年级。没想到高小没上完，1937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这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速度很快，他们从宛平占领了北京，从平汉铁路一直往南。我父亲所在的中国银行奉命撤退，往南撤。我跟着父母，先撤到郑州。由于国民党撤退得很快，我们又到了武汉。当时我看报，也听广播，对国民党抗日还是印象很深的。在武汉时，听说了“南京大屠杀”，上海已经失守了。
华北石家庄的中国银行，虽然是四大家族的工具，可是它还归天津分行管辖。武汉也有中国银行，你流亡到了那边，人家把你当客人来对待，但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呆在那里。最后，经过上级决定，我们又从武汉撤回天津———天津的中国银行在法租界里，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
怎么回天津呢？我们先回到郑州，再经济南、青岛，从青岛坐船到天津。终于在1937年冬天，到了法租界。从武汉去天津的时候，我一听到要去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就哭得不得了。到了法租界，发现日本人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租界，因为英法跟日本人还没有开战。
1938年春天，我在租界里的“广东小学”插班念五年级；到1939年暑假，终于小学毕业了。那个时候，华北的中国银行职员都集中在法租界，人浮于事，没有工作也不是长久之计。这时，大概是重庆的国民党高层，指挥天津租界地的中国银行，说要往西北和西南去，开发那些地方的经济，因此从天津一批批地往西北、西南陆续调人。
1939年春天，我小学还没有毕业，父亲就从天津调到了甘肃。父亲走的时候对母亲说，甘肃的教育比较落后，我小学毕业之后，如果能在天津上中学，就在租界地里继续接受教育。暑假前，我考上了法租界里的“新学中学”。当年暑假，天津发了多少年不见的大水，凡是平房都被淹了。我们住在租界一栋房子的三楼，一楼的人，还有附近平房的人都挤到楼上，像难民营似的。
整个暑假水都没有退。天津城里整个是海河的水，下水道、臭水沟的水都溢出来了，水全是臭的。街上交通靠走船，人们用简易的木板、木盆临时做成船，来回划着走。后来觉得开学是没有希望了，母亲就和中国银行联系，我们跟着下一批往西北调的人去了甘肃。
陆路被日本人占了，我们就打算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由上海前往香港，想从香港去广西，再前往兰州。我父亲也走的是这条路线。可是到了香港，日本人已经把广西南宁给占了，那条路也行不通了。没办法，我们只好从香港又坐船到越南河内附近一个叫海防的港口，从海防有一条小铁路直通昆明。我记得那条铁路就是滇越铁路。
到了昆明，然后走山路。当时没有正规的长途汽车，中国银行包了两辆大卡车。从昆明到贵阳，山路很难走，要走四五天，一天走200公里。在贵阳等了几天后，又包车到重庆、成都，经成都到西安，最后到达兰州。我们从1939年暑假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到兰州已经是冬天了。
原来中国银行只在兰州有个支行，是甘肃省中国银行的分行。在河西走廊有四个重要的城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父亲就被调到武威去设办事处。
1939年底，我们到了武威。1940年初，我插班到了武威中学，念初一，一直到1942年暑假初中毕业。武威中学是甘肃省省立中学，教学水平不太高。当时，在酒泉有一所河西中学，水平比较高，它是国民党用“中英庚款”办的学校。“中英庚款”在国民党后方办了三所中学，河西中学就是其中的一所，它的师资和设备相对来说都比较齐整。初中毕业之后，我就到河西中学上高中。
在高中时我很爱读书，看过国民党区出的刊物，像《学生之友》，还有一个是给青年学生办的《中学生》，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刊物上还专门介绍了华罗庚。当时我已经对数理化产生了兴趣。那时原子弹还没有发明出来，可是理论物理，像原子核结构，不但理论上在发展，在课本杂志上也普及了。我们学生一般都愿意学习数理化知识。
我开始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打算将来高中毕业后考物理系。可高二那年，却突然特别想主攻几何。我是在初二开始自学几何知识的，平面几何、逻辑系统都很清楚，到了高中也自学了一些课本，把高三的解析几何都提前看了一些。我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提前考大学，这总比在高中多念一年好！由于不敢走得太远，想在酒泉考大学的话，离得最近的就是考到兰州，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要考兰州的大学。（采访/整理：李仲来）
王世强先生自述（二）复校，从兰州到北平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 2011-10-30, 第4版
我到兰州就不敢往远走了，因为交通很不方便，要是再走远，就是到西安或者重庆。要能走到重庆，就有机会考西南联大，或者考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我不敢到那些地方去考。因为我只念到高二，高中没毕业，没有高中文凭直接考大学是不行的。我在兰州参加高考都要用“同等学力”的方式报名，那是国民党的规定。后来按照他们的规定，造了一个假的说法，说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升学，请家庭教师在家自学。托人找了两个也是北师大毕业的校友，给写一个证明，高中的学业成绩经过他们的考查，还给了一些分数，语文、数学多少分什么的，算作“同等学力”报考。终于在1944年考取了西北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西迁）。
进西北师范学院原来想念物理系，可是当时物理、化学合在一起叫理化系。我不是不喜欢化学，只是觉得四年既学物理，又学化学，觉得不一定能学到什么程度，太宽了，还是念数学吧，于是就考到数学系了。
在西北师院时，我开始学习微积分。当时由李恩波先生教高等微积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德国莱比西大学留学，得到博士学位后，回到国统区。听说当时他回国是从缅甸进入后方，到昆明后辗转到的陕南城固，那时西北师院有一部分还在城固，后来全部迁至兰州。我入学的时候，他已在兰州了。
李恩波先生在课外借给我武汉大学出版的《近世代数》，这是最新的教材，在世界上也是最新的。开始我了解得不深刻，慢慢地看上册，后来连下册也借来看了。后来师大在北平复校，我要到北平去，他也要离开兰州。我借他的书看不完，就赶紧抄，动身去北平之前，我把上册全部抄下来，下册抄了一半，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只好把书还给他，就跟着另外几位同学往北平来了——这是后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迁往异地办学的大学纷纷返回原址。可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却主张取消北师大，故教育部下令不准北师大复校，这引起了在兰州的西北师院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1945年12月，学校成立了“复校委员会”专门进行斡旋和斗争。1946年2月，教育部终于同意我校复员北校，我们就到北平来了。
当时从兰州到北平复校的师生分了好几批，我是来得比较晚的一批。第一批是有组织的，有几百人，通过西安到郑州附近，跟解放区联系后，过了黄河通过解放区，最终到的北平。我是因为暑假回家，跟在武威的父亲商量，我自己是希望到北平去的，可家里有点儿不放心，当时要通过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交通、通信都很困难。尤其是我母亲，很不放心我走远。后来我坚持要到北平去，家里就同意了。
我们出发时已经晚了好几天，这时候兰州的大部队已经开拔了。学校也有几个和我一样走得比较晚的同学，还有一位体育系的徐英超老教授，随即与他们同路出发了。由于形势的变化，这时通过解放区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好从郑州往南绕，绕道当时的国统区，通过救济总署的帮助，到了武汉，又坐一艘帮助中国运送难民的美国登陆艇，到了上海，再从上海转到天津，一路上费尽周折，很是艰难，最后终于顺利到达北平。
到北平时，大部队的师生已经到了一个多月了。到1946年10月，复校的学生陆续到齐，11月开学并正式上课了。
原来北平也有师大，国民党称之为“伪师大”，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就接收了，改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7分班。国民党政府宣布沦陷区大专院校为“伪大学”，学生为“伪学生”，要对他们进行“甄审”。那时候，共产党领导了反“甄审”的斗争。进步学生们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失地辱国，在胜利后歧视沦陷区人民，并借此暗中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使当时的学生们受到了一次教育。这部分学生后来都合并到复校后的北平师范学院。
复课以后，师生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在学习方面很用功，而且还是喜欢自学，毕竟我从中学开始有这种习惯，课外也想多看一些书。当时课外看过傅种孙先生的《罗素算理哲学》，比较受影响的是看当时一本翻印美国1944年刚出版的A.Church著的《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Logic》。这本书讲的内容不多，比较薄，可是讲得很透彻。我感觉到数理逻辑方法跟普通的数学方法不太一样，很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数理逻辑的研究对象跟数学研究对象不一样，数学研究的对象是数量关系，空间结构，研究方法是人的头脑。数理逻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思维和逻辑规律，研究方法也是用人的思维来研究，数理逻辑把研究对象相应地形式化了，就像搞成一盘象棋或者一付牌。
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段学复先生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当时的北平师院袁敦礼院长邀请傅种孙先生来当数学系主任。傅种孙先生虽然身在英国，却已经邀请一些在国外的学者到北平师院数学系来兼课，段先生在1947年春天回到清华大学，同时就受邀到北平师院兼课，给我们讲近世代数。1947年暑假后，傅先生回到北平。在四年级上学期，傅先生给我们讲几何基础；四年级下学期，张禾瑞先生从北大来兼课，给我们班讲代数数论。这些老先生在毕业之前对我的影响都很大。（采访/整理：李仲来）
王世强先生自述（三）聆听名师教诲的岁月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11-11-10, 第4版
我在北平师院虽然只读了两年书，但却有幸得到了数位老先生的教诲。那段日子是我至今为止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
大学三年级时，王仁辅教授给我上“微分几何”课。他讲课从不看台下，只管自己讲，很是陶醉，台下学生们做什么都可以。张翼军教授教“复变函数”，他计算方面很熟练，但不太讲理论。
傅种孙先生教“几何基础”，他用自编的教材，讲课时只讲思想来源和思想方法，课文留给学生自己看，这种讲法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好处。傅先生是1947年夏天回到北平的，那时他担任数学系的系主任、《数学通报》总编辑。1949年5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傅先生为教务长。
之前提及的从北大来兼课的张禾瑞教授教我们“代数数论”。他讲课极为清楚，语言简练，就和背话剧台词一样。后来，他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正式调来师大，任代数教研组主任。在教研组会上，他特别强调备课要像演话剧背台词一样，要字斟句酌。
前面说到的清华来兼课的段学复教授，教“近世代数”，他学问很广，对我也很欣赏。有一次，他看我办的墙报“得朋文汇”（当时数学系在“得朋楼”）上有我用笔名“王道衰”写的三篇短文，问是否是我写的，我说是。后来我毕业时，他说要我去清华大学，傅种孙先生则说：“你若留在师大，给你讲师职称”。当时清华大学是名校，条件比师大好，但我的回答是：“师大是我的母校，即使不当讲师，我也应为她服务”，便留校参加工作了。这是后话。
我刚到北京时，想到各处看看，所以每天课后，就和从兰州来的同班同学到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北海、故宫等地去看看。我还到北京大学理学院旁听过胡世华教授讲的“数理逻辑”和江泽涵教授讲的“拓扑学”课。不过因为精力有限，没有坚持下来，只听了开头几节课，便买了教材自学。
从1946年开始，内战打响，北平地下党领导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如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游行示威，“五二游行”，抗议“四九血案”的示威游行等。我从“五二”开始，每次都参加游行。
1946年底，有一天我突然吐了一口鲜血，经医院照X光检查，说是肺病，医生劝我休养，但我因觉得不疼不痒，所以还是照常学习。两个月后去复查，医生说病情发展很快，必须停止学习。我不得不向系里请假，在宿舍休息。后经同学联系，去到“中国红十字会防痨协会”疗养院休养。但那时的休养方法就是整天躺在床上，连吃饭也不让坐起来。不久后，我就开始失眠了，疗养院又不让看书看报，我就利用时间考虑各种问题。
一天夜里，已经躺下，但脑袋里还有各种问题在思考着，突然一道灵光闪过脑际，我急忙坐起来，把这个想法记下来。这个想法后来成为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命题演算的一系公理》，还在1952年发表到了《数学学报》上。
汤璪真先生是1948年从武汉大学回到母校北师大的。那时我刚刚毕业，听过汤先生的课外演讲“扩大几何”。北京解放后，1949年春，汤先生作为代理校长把北师大交接给北京文管会派来接收的人员，我也参加了接管仪式。那段日子，我住院疗养肺病，汤先生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去医院看我，使我感激不尽。
开始科研也是很偶然的。那时候，在北平师院数学系能够看到《数学评论》，我看到一篇论文的一条评论，是欧洲瑞典人的一篇关于数理逻辑中的命题演算，他提出几条新的公理，这几条公理足够了，但是否是独立的，就是说能不能减少，他没有解决。我就试着考虑，要采取哪几个基本符号，很有关系。用某一种符号可能很容易证明，但不见得是人家原来的问题。原来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看不到原文。开始比较简单地证明出来一个，请教汤璪真先生，汤先生说证明的是对的，可是不知道原来这个问题是不是用的这些基本符号。他说，你可以估计他用别的基本符号能不能也证明出来呢？后来，我试着用最通行的基本符号来证明，最后证明出来了。到现在，我始终也没见到欧洲的那篇原文，原文是瑞典文我也看不懂，反正按照通常的这种理解就算是证明了，可遗憾的是汤先生已经去世了。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在经济上也已崩溃，“金圆券”贬值极快。我每次领到工资后，就赶快买两袋面粉。这时我已不是学生，吃饭就不是公费了，而是在一个教师的小食堂吃，那里每月要交一袋面才能吃。有时我把余钱拿到附近的护城河边的小摊上去换两块“袁大头”，银元不贬值，只升值。在很多地方，人们拿一大包“金圆券”出去，只能买回一小点日用品。
解放后，人们就拿已无用的大批“金圆券”来糊墙壁，作为“装修”，看起来像“大款”，煞是可笑。
1949年的开国大典我未能参加，还在疗养院。由于着急，长时失眠，所以肺病好转很慢，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就在1951年暑假出院了。到学校半日工作，工资也减半。虽然职称是讲师，但实际上无体力讲课，只能承担一些改习题的工作。
我回校后住在“南部斋”，是几间平房，是肺病教师的疗养区，这里离图书馆很近。1952年院系调整，私立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理科系迁至辅仁大学原址。肺病师生住进同一个疗养区。
这时，我的体力已经能够讲课，就开始教1952年新生的高等代数课。同时，医学界对肺病也开始提倡体育疗法，不再主张卧床静养，所以我也开始打打乒乓球。
我的第二篇论文也在《数学学报》三卷二期发表了（是在南部斋时写的）。这篇论文题目是“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它解决了G.Birkhoff在其《格论》（LatticeTheory）一书第二版（1948）中的一个问题。此文在数学界很受重视，曾被两本讲泛代数（Uiversal<ALGEBRA）的书列为参考文献。
1953年，我在由华罗庚教授主持的，中国数学会为欢迎匈牙利数学家P.Turan举行的报告会上，用英语报告了此文，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华先生向傅先生说，想把我调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被傅先生拒绝了。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曾于2006年连载《王梓坤先生回忆录》。
王梓坤先生回忆录，(一)穷学生的求学路, 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6-06-20;(二)走进大学，06-30；(三)求学苏联，07-10；(四)回国后的黄金时期,09-05;(五)《科学发现纵横谈》的成书感触,09-12；（六）在北师大任校长的日子,09-29; (七)我的大学情结,10-12; (八)情牵数学事业的发展,10-20{{(一～五)是由[袁向东, 范先信, 郑玉颖, 王梓坤访问记，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0,(4):79-89]改编而成};(六～八)是在2003年3月23日李仲来和王梓坤先生访谈录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主要内容可以认为是袁向东，范先信和郑玉颖与王先生访谈录的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