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增沪
（2021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后的100年里领导全国人民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过去40余年，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60后，我有幸亲历和见证了这段历史。
作为高考制度恢复后早期的受益者之一，我1979年考取了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并于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我如愿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师从于王梓坤教授和李占柄教授，怀揣着多年的梦想，进入了这所著名学府。我知道这里不仅是师范教育的重地，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紧密相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北师大师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为学校的百余年历史谱写了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倡导民主、崇尚科学的华彩乐章。
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的形成，很多来源于对身边的党员的了解，而我的导师王梓坤先生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认真和执着、对于年轻学者的帮助和提携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王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之后任教于南开大学，1984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出于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职业的尊敬，1984年12月王先生联合学校的钟敬文、启功等多位先生，向国家建议设立教师节。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王先生平时经常提起对他影响很大的几位老师。
王先生把国家的强大和教育的振兴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他把理想比作是人们心灵上的太阳，认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如何，首先要看他的理想如何。如果说人有灵魂，那么理想就是灵魂。怎样才能使理想长久地支持我们行动呢？王先生认为，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一个好办法，是找一位尊敬、仰慕的人作为竞赛对手。学习他，研究他，赶上他，最后超过他。有了这么一位对手，你就自然不会满足，而要不断奋力追赶。王先生认为毅力是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他指出，毅力表现为不怕困难，敢于在一个方向上长期坚持，只有锲而不舍，才能金石可镂。毅力来自对真理的热爱，来自对崇高理想的追求。王先生几十年来坚韧不拔、辛勤耕耘，他的经历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例证。
王先生认为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能力。他注重对于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思考，特别是著名学者的经验和体会。1977年，他将自己关于治学方法的阅读笔记和演讲材料进行了整理，完成了系列科普文章《科学发现纵横谈》，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上，次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一本别具一格的科普著作，王先生在书中纵览古今，横观中外，通过对科学发展史上近百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的精辟分析，提出“德识才学”对人才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认为这四者是对科学工作者素质的基本要求，它们相互联系，而又不可或缺。王先生指出，在德识才学中，德居其首，认为做人的基本品德很重要，对名誉、钱财要有清醒的认识，用损人的办法达到利己的目的，既可恨，又可耻。对于青年人来说，德识才学四者中，应以学为先，学习先进人物的道德品质，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培养才能和提高见识。他认为有学问的人未必有才能；有些人虽然书读得多，但没有发明创造，写不出好作品。因此学问并不等于才能。进一步，即使学问好，才华高，也未必有远见卓识，因而不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先生认为兼备“德识才学”对一个科技人员来说至关重要。有些人学问渊博，但少才识，往往只能成为供人查阅的活字典。这种人既少创作，又缺见解，终生碌碌，虽也做了一些好事，但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忽视识的作用，是很大的缺陷，因为识往在处于战略性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有识才能看准方向，不走大的弯路和犯大的错误；有识才能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在各种环境中，乘风破浪而不为风浪所淹役；有识才能登高临远，思想开朗。
《科学发现纵横谈》以清新独特的风格、简洁流畅的笔调，扎实丰富的内容吸引了广大读者，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推动了社会对于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该书的有些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数学前辈苏步青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到：“王梓坤同志纵览古今，横观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挑选出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力求具备一些怎样的品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德识才学”的要求，对广大青年读者来说，关键还在于“学”。这个“学”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各项自然科学知识，学习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的发明创造，学习群众的集体智慧。作者是一位数学家，能在研讨数学的同时，写成这样的作品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攻读研究生期间，关于测度值分枝马氏过程的研究在国际上刚刚开始升温。在王先生的指导下，通过参加著名学者邓肯（E.B.Dynkin）来华访问开设的短期课程，我有幸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该领域和王先生当时的研究相差较远，但是，他仍然花了很多时间研读最新文献，撰写长篇综述论文，向国内同行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当我在研究中被卡住的时候，王先生总是给予耐心的鼓励，有一次先生对我说：“要坚持下去，在这方面应该超过邓肯”。他还说过：“你可以暂时不知道别人都清楚的东西，但要弄清楚别人都不很清楚的一个方向，成为这个方向的专家”。后来我解决了邓肯提出的一个问题，受到了他本人的引用和赞扬。在我的研究取得了进展之后，先生又推荐我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出国留学。出国学习使我开阔了视野，扩大了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两年的联合培养快要结束时，我准备回国答辩并申请博士学位。先生和我谈起毕业后的工作打算，我表示希望再做两年博士后，以便能够专心在科研上有进一步的提高。王先生于是向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我的学位论文是在国外完成的，希望考虑到这个实际情况，允许我留在母校做博士后。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王先生把事情办妥后，写信告诉我，希望我回母校做博士后，我欣然接受了先生的安排。当我的研究有了20年的积淀之后，在先生的建议下，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系统地整理，撰写了英文专著，并于2011年出版，目前该书已经和邓肯等名家的著作一起成为相关领域的主要参考文献。毫无疑问，王梓坤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李增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数学与复杂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